星期日, 四月 05, 2009

[转帖] 我永远站在「鸡蛋」的那方 - 村上春树

以色列政府空袭加沙,获颁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日本知名小说家村上春树受到國內外壓力,犹疑是否該出席颁奖,結局是,他去了,并掀起了比小说更为震动世人的余波。
 
現年六十岁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被《時代杂志》喻為當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日本作家。
村上春树三度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被媒体形容為继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後,「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日本人」。他包括《挪威的森林》在內的多部長篇小說作品,陆续被翻譯成四十多國語言,全球銷售超過兩千万册,近年陆续獲得捷克「卡夫卡文學獎」、爱尔兰「法兰克.欧康纳国际短篇小說奖」等多項国际文学奖項肯定。

今年二月初,村上春树获颁耶路撒冷文学奖。該獎項每兩年颁发一次,表彰對人類自由、社會公平、政治民主具貢獻的作家。历届得奖者包括西蒙波娃、罗素、米兰昆德拉等。
讽刺的是,颁发獎項的以色列政府,近來空袭加沙,备受国际和平团体批評。日本舆论因此要求村上春树為避免被认为支持以色列近來的軍事行動,应拒領該奖项,否則将抵制其作品。但二月十五日,村上春树在國內外压力下,仍选择赴耶路撒冷出席颁奖典礼。他更出人意料地,在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面前,公开批判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同時一吐作為文学创作者,希望透過描写微不足道的個人,对抗既有权利和体制的深层意义。

村上春树於耶路撒冷的英語演讲辞「永远站在鸡蛋的那方」,道出個人應有的道德勇氣、与对体制霸权的深刻反省,隨即被国际媒体競相转载,更超越文壇,在國際政治、人權組織間引起广大回响。以下是村上春树演讲辞全文翻译。
 
今天我以一名小說家的身分來到耶路撒冷。而小說家,正是所謂的職業謊言製造者。
當然,不只小說家會說謊。众所周知,政治人物也會說謊。外交官、將軍、二手車业务员、、屠夫和建筑师亦不例外。但是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沒有人會責怪小說家說謊不道德。相反地,小說家愈努力說謊,把謊言說得愈大愈好,大众和評論家反而愈赞赏他。为什么?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
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謊言,也就是創作出几可乱真的小说情节,小說家才能將真相帶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賦予它新的光輝。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几乎无法掌握真相,也無法精准的描绘真相。因此,必須把真相从藏匿处挖掘出來,转化到另一个虚构的时空,用虚构的形式来表达。
但是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們心中的某處。這是小說家編造好謊言的必要條件。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我會盡可能地诚实。我在一年之中只有几天不會說謊,今天剛好就是其中之一。
請容我告訴你們真相。
在日本,許多人建议我不要來這裡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我坚持前來,他们会联合抵制我的小說。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加沙正在发生的激烈战斗。
根据联合国調查,在被封锁的加沙城內,已經有超過千人喪生,許多人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孩童和老人。
我收到获奖通知後,不斷問自己:此時到耶路撒冷接受文学奖,是否正確?這會不會讓人認為我支持衝突中的某一方,或認為我支持一個发动压倒性武力攻击的國家政策?老實說,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的书被抵制。
经过反复思考,我還是決定來到這裡。原因之一是,太多人反對我來。我和許多小說家一樣,總是要做人們反對的事情。如果有人對我說,尤其是警告我說,「不要去」、「不要這麼做」,我通常反而會特別想去、特別想做。
這就是小說家的天性。小說家是特別的族群,除非親眼所見,親手触摸,否則他們不會相信任何事情。
我來到這裡,我选择親身面對而非置身事外;我选择親眼目睹而非矇蔽雙眼;我选择開口說話,而非沉默不語。
但是這不代表我要發表任何政治訊息。判斷對錯,當然是小說家的重要責任,但如何传递判斷,每個作家有不同的選擇。我個人偏好用故事、尤其用超現實的故事來表達。因此,我今天不會在你們面前发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訊息。
不過,請容我在這裡向你們傳達一個非常私人的訊息。這是我創作時永遠牢記在心的話語。我從未將這句話真正行諸文字或貼在牆壁,而是刻劃在我心灵深处的牆上。這句話是這樣的:
 
「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間,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无论高牆是多麼正確,鸡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鸡蛋這邊。
 
誰是誰非,自有他人、時間、歷史來定論。但若小說家無論何種原因,寫出站在高牆這方的作品,這作品豈有任何價值可言?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轰炸机、战车、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而被它們壓碎、燒焦和射殺的平民則是鸡蛋。這是這個比喻的其中一層含义。
 
更深一層的看,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鸡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灵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体制」的高牆。体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残杀別人。
 
是我們創造了体制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原因,就是給予每個灵魂尊嚴,讓它們得以沐浴在陽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於提醒世人,在於檢視体制,避免它馴化我們的灵魂、剥夺灵魂的意義。我深信小說家的職責就是透過創作故事,關於生死、愛情、讓人感動落淚、恐懼顫抖或開懷大笑的故事,讓人們意識到每個灵魂的獨一無二和不可取代。這就是我們為何日復一日,如此严肃编织小說的原因。
我九十歲的父親去年過世。他是位退休老師和兼職的和尚。當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書時,被強制徵召到中國打仗。
身为战后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坛非常虔誠地祈禱。有一次我問他原因,他說他是在為所有死於戰爭的人們祈禱,無論是戰友或敌人。看著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环绕著死亡的陰影。
我父親過世了,帶走那些我永遠無法盡知的記憶。但环绕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陰影卻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身上繼承的少數東西之一,卻也是最重要的東西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能向你們傳達一個訊息。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我們都只是一枚面對体制高牆的脆弱鸡蛋。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牆實在是太高、太堅硬,也太過冷酷了。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灵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灵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
請花些時間思考這點: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允許体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体制自行其道。体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体制。
 
這就是我想對你們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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