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八月 29, 2006

[转帖] :假聪明,真笨蛋 [Richard P. Feynman]

  50年代初期,我曾经短暂地害过一种中年人的通病:我到处做关于科学哲学的演讲——像科学如何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它如何提供你新的世界观、赋予人类很多机会及力量等等。可是问题是,看看那时刚出炉不久的原子弹,大家就应该想想,让人类具备这么多的力量,到底是件好事还是坏事?此外,我也在思索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受邀到纽约参加一个研讨会,谈论“平等之道德问题”。
  在这之前,他们已经为年纪较大的人在长岛开过一次研讨会,今年他们却决定找一些较为年轻的人,一起讨论他们在其他研讨会上总结出来的论文。
  在我出发之前,他们寄了一份书单给大家,那是“一些你也许会喜欢看的书;如果有哪些你想介绍其他人看的书,也请寄来给我们,我们会把书收藏在图书馆里,好让其他人也能读到。”
  收到这份书单之后,我从第一页开始扫瞄下来:列在那里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我觉得有点不妥——我根本不适合参加这个研讨会嘛。我继续看第二页:还是一本都没读过。看完了整个书单,我发觉他们列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看来我一定是个什么白痴文盲了!那里列了许多很好的书,像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的《谈自由》(On Freedom)等等。不错,那里有几个作者的书我是读过,有本书是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写的, 另外还有薛定愕和爱因斯坦,可是爱因斯坦写的是《我的晚年》(My Later Years),薛定愕写的则是《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跟我以前念过的作品都不一样。因此我真的觉得自己有点不自量力,我真的不该参加那个聚会的。也许我到时就乖乖地坐在旁边,多听少说吧。
  我跑去参加了第一次的入门会议,会上有人站起来,说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个有点不清不楚的——什么跟道德、平等有关的,但我听不懂问题到底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方法证明,不同学科的人也能沟通和对话。”他们请来了国际律师、历史学家、耶稣教会牧师、犹太教士以及科学家(那就是我了)等等。
  立刻,我的逻辑思维就开始这样推理起来:第二个问题可以不理,因为如果这行得通,就行得;如果行不通,就行不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对话,我们就根本用不着去证明大家能否对话,去“讨论”我们能否对话了!因此,比较重要的是第一个问题,但那个问题我听不懂。
  我正准备举手问:“能否请你把问题定义得清楚一点,”但我又想,“不,我才是什么都不懂呢,我最好还是先听别人说吧,不要又惹出麻烦来啦。”

知识的支离破碎?
  我参加的分组要讨论的是“教育平等之道德问题”。而在小组会议中,那位耶稣教会牧师总是在谈论“知识的支离破碎”。他会说:“教育平等之道德的真正问题,乃是在于知识的支离破碎。”这位牧师说的跟13世纪时的情形有关,当时教育乃是由天主教会主控,世界简单得很。上帝高高在上,一切都来自上帝,一切都很有系统。但是到了今天,要把一切都弄明白并不那么容易,因此知识变得支离破碎了。我觉得“知识的支离破碎”跟“一切”无关,但他从没有把这“一切”定义清楚,因此我也无从论证。
  最后我问:“跟知识的支离破碎相关的,到底是哪些道德问题?”他的回答却只是一团团的迷雾,我说:“我听不懂,”但其他人都表示他们全听得懂,并且试着要解释给我听,但他们根本说不明!
  于是小组里的其他成员叫我写下,为什么我不觉得知识的支离破碎是个道德问题。回到下榻的宿舍,我尽其所能、很仔细地写下在我心目中“教育平等之道德问题”大概是指些什么,我又举了几个我猜是跟我们主题有关的例子。例如在教育中,我们总是造成更多的差异。如果有人在某方面很行,我们的教育制度会帮他发展这方面的才能,结果造成差异,即不平等。这是合乎道德的作法?我再举了几个例子之后,说虽然“知识的支离破碎”是一大问题,因为世界确实很复杂,使得学习十分困难;可是就题目本身来说,我不明白知识的支离破碎,跟教育的平等之道德问题有什么关联。
  第二天,我在会议上提出我的论点,他们说:“是的,费曼先生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观点,我们应该加以讨论;我们暂时把这些观点存档,以后再讨论。”他们全搞错了。我在尝试把问题定义清楚。研讨会之所以开得毫无头绪,主要是因为他们连题目都没有明确地界定,因此大家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会中有一个社会学家写了一篇我们都要读的论文,他来开会之前就写好了、我一读他的文章,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我根本看不懂他在写些什么!我猜那是因为我没有读完书单上的书。我感到很不安,觉得自己“不够格”,但最后我跟自己说,“停下来,慢慢地把一句话读完,好好弄清楚到底它说的是什么鬼东西。”
  于是我停下来——随便地停——仔细读那句话。记不清它的原文了,但跟这很接近:“社会区域的个体分子常常透过形象化的、符号化的渠道获得信息。”我反复地读,把它翻译出来。你可晓得它是什么意思?“大家都阅读”!
  再读下一句,发觉那一句也可以翻译出来,整篇文章便变得空洞万分了——“有些人阅读;有些人听收音机”之类;只不过他用些很华丽的包装,因此一开头根本看不懂。等我终于把它翻译出来之后,发现它根本什么也没说。
  会议中只有一件还蛮有趣的事。会议上每个人说的话都是那么重要,重要得他们安排了个速记打字员在那里,把每句话记录下来。会议的第二天,速记员跑来问我:“你的职业是什么?一定不是个教授吧。”
  “我就是个教授。”我说。
  “哪一方面的教授?” 
  “物理——科学方面。”
  “噢!这就是原因了。”他说。
  “什么的原因?”
  他说:“你看,我是速记员,我把大家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但他们说的我全都听不懂,而每次你站起来问问题或者说些什么,我却能完全明白你说些什么。因此我原本以为你不可能是个教授!”

不了解身处的年代
  会议期间有一次聚餐,餐宴中有位神学院长发表演说。他看来人很好、很“犹太”,演说讲得很好、很有技巧。因此虽然现在回想,觉得他说的话很荒谬,但当时他的论点都很清楚和正确。他谈到各国福利分别很大,因此构成嫉妒、进而引起冲突;现在我们又制造了原子武器,一发生战争我们就完蛋。因此正确的解决办法,是减少各地的差异,迈向和平;而由于美国拥有这么多资源,我们应该把东西送给其他国家,直到均富状态。大家都留心倾听,充满了牺牲之情,觉得确实应该这样做。但还没有回到宿舍,我就醒过来了。
  第二天,我们小组有人说:“我觉得昨晚那场演说很好,我们应该全力支持它,它应该成为我们研讨会的总结论。”
  我说,把资源平均分配的想法,乃是基于世界上资源有限的理论,而不知怎的好像我们从穷困国那里掠夺了很多东西,因此应该送回去给他们,但这个理论并没有考虑各国出现差异的真正原因。事实上是:发展生产食物的新技术、新机械,以及用来做很多事情的新机械;而发展这些新事物的先决条件,是聚集资金。重要的是制造东西的能力,而不是那些东西本身。不过,现在我明白,这些人都不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一点都不懂科学,不懂得技术为何物,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身处的年代。
  这场研讨会令我的情绪变得那么紧张,以致我在纽约的一位朋友,必须努力使我镇静下来。“喂!”她说:“你在发抖呢!你真是发神经!放轻松点,不要看得那么认真,往后退一步,把事情看清楚一点吧。”我回想在研讨会发生的一切,想它是多么的荒谬,一切便不那么坏了。要是有人再邀我参加类似的会议,我一定逃之夭夭——绝对不要!不要!但直到今天,我还是接到这种邀请。
  会议结束后,大家一起检讨这次会议。其他人拼命说他们收获多丰富、会议多成功等等。他们问我时,我说:“这个研讨会比做洛殊查测验(Rorschach test)还要糟糕。我们都在看一团毫无意义的墨水渍;其他人问你看到什么,但当你说出你看到什么时,其他人却跟你辩论起来了!”
  更糟的是,会议结束时,他们要举行另一次会议。这次连公众也一起来参加,而我们小组的主持人居然大胆地说,由于我们已得到这么多成果,因此没有什么时间可供大众参与讨论,因此我们只要把结论告诉他们便好了。我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珠也快掉下来了:我觉得我们什么鬼成果都没有!
  最后,我们讨论:到底是否已经找到能让不同背景的人沟通对话的方法——即我们的第二个基本“问题”。我说我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事: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角度谈“平等之道德问题”是些什么,完全不管其他人的观点。例如,我们的历史学家提出,要从历史上看道德问题到底如何产生和形成,从而了解问题所在;国际律师则说,了解这问题的方法是,要明白在不同情况之下,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安排事情的方式也不一样;耶稣会牧师却永远在谈“知识之支离破碎”,而我呢,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建议应该把问题独立出来,有点像伽利略做实验的技巧……。“因此,就我看来,”我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对话可言。相反的,除了混乱一片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
  当然我立刻受到攻击,受到全面的攻击。“你不认为秩序可以从混乱中产生吗?”“呃,作为一个普遍的定律,或者……”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秩序可不可以从混乱中产生?”可以?不可以?该说些什么呢?

伪装的笨蛋
  会议中有很多笨蛋——经过伪装的笨蛋——把我逼疯了。一般的笨蛋还好,你可以跟他们谈、解释,帮助他们走出迷惘。但经过伪装的笨蛋——明明是笨蛋却假装不是,拼命想叫别人佩服他们,希望别人觉得他们聪明、伟大——这,我受不了!一般的笨蛋并不会骗人,诚实的笨蛋都很不错;但是,不诚实的笨蛋便糟糕透了!而那就是我在会议中要应付的——一群伪装过的假聪明、真笨蛋,我觉得很生气!我决定,以后再也不要像那样生气了,我再也不要参加这种会议。
  还有一点,会议期间我住在犹太神学院里,很多年轻的犹太牧师——我猜他们是东正教派的——在那里潜修苦读。由于我有犹太背景,因此当他们谈到“犹太法典”时,我也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犹太法典。那是本很有趣的书,它的版面很大,在每页的角落里有一小块正方形,里面写的是法典的原文;在正方形旁边写满了其他人的眉批,成为L形的一条。犹太法典出自中古世纪的思考模式,里面的东西已一再地讨论又讨论,好像从13、14或15世纪以后,就不准别人再加上眉批了,因此它完全没有近代的评语。犹太法典是本很神奇的、伟大的、类似文学作品的东西,里头有琐碎的问题,也有很困难的问题,例如关于教师的问题,怎样教书等等。神学院
的学生告诉我法典没有其他译本,这令我很好奇,因为这是本如此宝贵的书。

电是不是火?
  有一天,两个犹太牧师跑来找我说:“我们明白,在今天的世界中,如果我们不学一点科学,是无法成为追上时代的犹太牧师的。因此想来问你一些问题。”  当然他们其实有几千种学科学的方法,哥伦比亚大学就在旁边;但我也很想知道他们想问些什么,对什么有兴趣。
  他们说:“唔,比如说,究竟电是不是火?”
  “不,”我说:“但……问题到底是什么?”
  他们说:“法典里说,你不能在星期六生火。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在星期六能不能用电器?”
  我呆住了。他们不是对科学有兴趣!科学对他们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只不过是能否让他们将犹太法典诠释得更好而已!他们并不是对外面的世界及自然现象有兴趣,他们只是有兴趣解决一些由于法典而引起的问题!
  之后有一天——我想那是个星期六——我想搭乘电梯,电梯口却有个人站在那里。电梯来了,我走进去,他也跟进来。我说,“几楼?”正准备按下按钮。
  “不,不!”他说,“这是我的职责。”
  “什么?”
  “是呀!这里的学生在星期六都不能按按钮,因此我替他们按,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呀,所以我按就可以。我站在电梯口附近,他们告诉我去几楼,我就替他们按。”
  这真的让我生气了,我想设计他们,让他们在逻辑诡辩中败阵。我在犹太家庭里长大,因此我知道很多可以用来找碴的逻辑语病。我想,这太好玩了!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我问:“犹太人的想法是不是任何人都可能有的想法?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很显然它并不具有真正的人文价值……。”于是他们必须回答:“是的,犹太人的想法对任何人都适合。”接下来我会带着他们绕圈,问:“如果你认为有些事情是不合道德的,但你却聘请别人来做,这种作法合不合乎道德?例如说,你会不会请人替你抢劫?”我会慢慢把他们逼到窄路上,慢
慢地、很小心地,直到把他们困住!
  你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是犹太教学生,对不?他们比我聪明10倍!一旦我快要把他们赶到洞口,他们拼命转呀!扭呀!——记不得他们说些什么——便挣脱了!我以为想到了些很聪明、原创的主意——他们在法典里却早已讨论了几千年了!因此他们把我击得溃不成军,大获
全胜。
  后来,我跟那些学生保证,当他们按电梯时出现的、令他们担心的电火花,并不是火。我说:“电跟火不一样,它并不是种化学作用,火才是。”
  “噢?”他们说。
  “当然,在火里头的原子之间也有电。”
  “啊哈!”他们说。
  “电也在世界上任何一种现象里出现。”
  我甚至还提出实际可行的方法,以解决火花的问题。“如果那真会使你不安,你们可以在开关上加一个电容器,那么无论开电或关电时都不会出现火花——哪里都不会。”但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也不喜欢这个主意。

犹太人的学习传统
  这真是令人失望。这些人的人生才刚开始,但他们的生命却都用在诠释犹太法典。想想看,在今天的年代,大家学习的目的是加入社会,做些事情——就算是作个犹太牧师。但令他们对科学产生兴趣的唯一原因,却只不过是由于那些古老、狭窄、从中古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面对新现象时碰到其他问题,就这样而已!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神学院学生跟我讨论过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学术界,比方说理论物理,犹太裔占了大多数?那些学生认为、原因在于犹太人具有尊重学习的传统:他们尊重犹太牧师(其实他们就负有教师的功能),也尊重教育。每个犹太家族都把这项传统传下去,因此如果有个犹太小孩在学校表现出色,他一定是功课很好——虽然也许他同时是个美式足球健将。
  同一天的下午,这个说法就应验了。其中一个学生邀我到他家里坐。当他介绍我与他母亲见面时,她高兴得鼓起掌来。那天她刚从华盛顿回来,她兴奋地说:“噢!今天实在太完美了,先是跟一位将军会面,现在又碰到一位教授!”
  我很清楚,很多人是不会将碰到大学教授和碰到大将军相提并论的。他们不会觉得两者一般重要或同样的美好,因此我猜那些学生说的话,实在也有几分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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